中华传统艺术当代传承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中华传统艺术是指长期在中国境内生长，已融入中国文化传统，有稳定的创作队伍与创作传统，有经典作品传世，以中国特色的形式与风格为代表的艺术样式。中华传统艺术的门类大致包括造型艺术与表演艺术。在造型艺术中主要有书法、篆刻、国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园林，在表演艺术中主要有音乐、舞蹈、戏曲、曲艺、杂技。中华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承是新时代弘扬中华文化精神、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命题。要回答好这个命题，我们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践两大方面进行考量。

  中华传统艺术是生长在自给自足的中国农耕社会，伴随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生长而生长的艺术形式。近代以来，中华传统艺术经历了由传统社会体制向现代社会体制的转化，经历了中国现代化的全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华传统艺术较为稳定的体制保持了其独特的精神品质，也吸收了以西方艺术为主导的现代艺术的养分，成为迄今仍在延续，并在局部范围内富有影响的艺术形式。但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华传统艺术也随着传统文化的式微而出现式微端倪。其突出表现如下：

  （1）中华传统艺术的体系性建构严重缺乏，导致中华传统艺术在全球话语系统中不占优势。

  （2）中华传统艺术人才流失严重，相当一部分从事传统艺术创作的艺术家在当代社会出现谋生困境，导致传统艺术创作队伍后继乏人。

  （3）以现代媒介为代表的艺术传播载体，在表述中华传统艺术时内容不够丰富、形式较为单一，导致中华传统艺术在媒介塑造的社会话语体系中不占主导地位。

  （4）中华传统艺术师徒传授的传承体系在当代社会没有被有效继承下来，导致传统艺术精神品质削弱、技艺品质濒危。

  （5）中华传统艺术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占比不大，青少年一代对传统艺术的理解普遍不足、兴趣欠缺。所以，中华传统艺术尚缺少青少年受众群体，影响中华传统艺术的未来。

  （6）由于中华传统艺术在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化力不足，导致其在国民话语系统中有被边缘化的危机，也导致中华传统艺术在当代社会的活力不足。

  （7）当代中国社会未能处理好把传统艺术作为修养及作为谋生手段的关系，导致多数人忽略了传统艺术的修养功能，出现为了谋生而削弱中华传统艺术优秀品质的现象、为了发展损耗中华传统艺术优秀资源的现象。尤其是中华传统艺术在与商业消费接轨的过程中出现急功近利现象，导致传统艺术的艺术传统被削弱，也让中华传统艺术难以承继。

  （8）中华传统艺术与当代科技分离，当代科技对传统艺术的介入不足，传统艺术向现代科技贴近程度不足，导致传统艺术的表现手段未能充分吸收科技的力量而被科技所建构的时代边缘化。

  （9）以非遗为代表的中华传统艺术，虽在传承体系上初步构建，但仍未能有效进入国民的生活体系。有些非遗因财政支持生存境况略好，但大多数缺乏政府财政支持的传统艺术生存境况欠佳，中华传统艺术在当代社会的生存境遇表现出显著的不平衡特征。

  上述问题是近代以来日积月累形成的。中华传统艺术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经历了中西之争、古今之争、雅俗之争。

  中西之争源自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自战争开始，清政府一系列军事与政治斗争的失败，让一部分知识分子思考中国道路的选择问题。究竟是选择西方道路，还是走中国自己的传统道路？在19世纪末激烈的讨论中，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中所提出并较为详细论证的“中体西用”论给这场争鸣划定了基调，也是这场讨论的总结性观点。古今之争源自19世纪末维新派与保守派的交锋，延续至接踵而来的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辩论，到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运动中针对文学革命问题的论争，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60年代，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主张，这种讨论才告一段落。雅俗之争源自20世纪初期社会的民主化、平民化、世俗化以及商业进程与现代传媒的发展所提供的大众化的社会基础。在此基础上，以通俗小说和流行音乐为代表的平民艺术大为兴盛，严肃格调的文艺形式受到威胁。但随着大众文化的迅猛兴起以及战争的频仍，雅俗之争渐渐停歇。

  中西之争是中国社会在面对现代化进程时以西方文化为样板所映射出来的中西文化优劣论争。古今之争是中国社会在面对现代化进程时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思考。雅俗之争是中国社会在面对现代化进程时对文化格调的审视。所以，中华传统艺术所经历的中西之争、古今之争、雅俗之争都可以归入中国社会在寻求现代化道路时所经历的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在此过程中，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以及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论大致概括了中国社会在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矛盾问题时的基本立场。这种立场也体现了中国社会在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进程中的中庸而又务实的态度。1951年的4月3日，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亲笔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主张对待京剧艺术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加以继承。这一题词从京剧界延伸到其他传统艺术领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数十年间中华传统艺术在作品创作和理论认识领域所遵循的主要原则。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20世纪末以来，中国政府对传统艺术愈来愈重视，出台了诸多战略性决策，建立了不少制度，也有众多组织在实施这些决策。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华传统艺术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生存境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善。要而言之，是因为中华传统艺术在当代社会的生态环境尚未建构到位。

  任何一种事物的生长与发展都不是孤立的，都是在各种因素的支配下而存在的，都是在特定生态语境中生存的。特定的生态语境是由不同的元素构成的，各种元素互相支撑，共同作用于事物本身，才使事物的生长得到保障。中华传统艺术也不例外。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虽然势头强劲，但未从根本上割断中国传统艺术传统精神的延续。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主要是在新生知识领域、上层社会和较大城市的部分领域，而在传统艺术的实践领域和平民阶层，尤其是在广袤的农村地区并未发生根本性影响。在平民阶层，大多数传统艺术并未因知识领域的争论和上层社会的立场而发生大的改变；在广大农村，现代社会的力量波及面甚小。而当中华传统艺术在争论中向前迈进时，遇到了抗日战争。

  从抗日战争起，由于出现民族危机的强大压力，传统艺术开始肩负起抗日宣传的宣教功能，音乐、舞蹈、戏曲、曲艺、书法、国画、版画等传统艺术都在竞相表现抗战主题。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虽然在一个方面让传统艺术获得了时代价值，一时间涌现出大批优秀作品，出现一度繁荣的局面，但从另一方面而言，却让传统艺术为了较为单一的时代主题服务而失去了逐渐适应现代社会的机遇，从而为传统艺术增加了“急功近利”的性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20余年间，传统艺术在不断表现现代主题、不断追赶现代潮流的过程中失去了诸多承继传统精神的机遇。尤其是“”十年当中，传统艺术几乎失去了声音。

  从1978年开始至今，40余年的改革开放，为理论界在更大范围内、更高层次上认识传统艺术的价值提供了机遇，也为传统艺术在新一轮的社会转型中寻找出路提供了机遇。但改革开放依然未能脱离向西方学习，尤其是全社会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传统艺术在与西方艺术、现代艺术并存的过程中寻找出路时面临了更多的挑战。40余年来，传统艺术的创作出现了大量好作品，在一个开放的空间内，传统艺术创作在戏曲、美术、音乐、舞蹈等领域取得的成就最为突出。传统艺术理论的研究也获得空前的成就，从艺术史、艺术理论到艺术批评，一大批优秀著作涌现，为我们深刻理解传统艺术的优秀品质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但传统艺术在这40余年的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经历了现代思潮的洗礼，经历了体制改革的挑战，经历了源自西方的时尚艺术的博弈，也在局部领域陷入不良的生态境遇，以致不少传统艺术消逝，不少传统艺人弃艺改行，不少青少年缺乏对传统艺术的记忆和欣赏传统艺术的习惯。

  进入21世纪，当中国社会渐渐融入全球体系，当我们在全球化语境中思考传统艺术的地位，尤其是中国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开始高度重视传统文化之时，我们发现传统艺术已不像理想中的传统艺术那样纯粹了，许多传统艺术形式已经消逝，传统艺术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生态环境也不是那样完整了。所以，要让传统艺术在当代中国传承发展，必须从生态理念入手，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为其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艺术。每个国家在支持传统艺术生存时，都有其独特的立场、战略和方法。

  人类史上的巴比伦文明、哈巴拉文明和玛雅文明，都是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但是它们毁灭了。学术界普遍认为，三大文明的溃灭主要是由于“生态灾难”。布朗认为：“我们与马亚人也有不同之处，这就是我们了解我们的周围和困境。我们知道我们已走上了一条不能持续发展的道路。马亚人可能认识不到是什么威胁他们的社会，可是我们懂得威胁着我们社会的是什么。我们也知道没有简单的补救办法。错误的对策本身能对文明产生新的威胁。”布朗是在讨论美国经济支持系统时谈到玛雅文明因单向发展而遭毁灭的问题的，而当我们今天看待传统艺术时，也需要克服单向发展的思路，从而为传统艺术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系统，避免让其因孤立而再遭到各种威胁。

  古希腊艺术十分繁荣，在雕塑、建筑、戏剧等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马克思说，希腊艺术“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但就是如此高不可及的范本，也因战争引发的动荡、城邦的覆灭以及社会体制的转换而衰落了。直到14世纪，文艺复兴在意大利兴起，古希腊艺术的传统才被发扬光大。文艺复兴是借助复兴古希腊艺术而激发出欧洲文化创造活力的运动，也是促进欧洲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多个领域全面复兴的运动。这场运动以人文主义为号角，让人文主义的精神渗透各个领域，各个领域相互支撑，才使文艺复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才说文艺复兴“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20世纪80年代，美国文化对法国文化产生全面影响。这种局面导致美国艺术在法国形成巨大市场，且深刻影响了法国的社会风尚。进入20世纪 90 年代后期，法国开始遏制美国文化，捍卫自己的语言和艺术立场，借助文化例外条约和补贴政策，坚持文化的多样性立场，保护具有法国特色的视听产业。在电影产业当中，从模仿美国的《第五元素》《双面女羯星》等法国大片，到1999年的较有法国文化特征的优秀影片《美丽新世界》的出现，都说明了法国以文化多样性的立场对自己艺术保护的有效性。然而，法国的做法并非上策，其根本原因在于以美国的方式反制美国，还未从根本上发掘自身传统艺术的积极因素，让其转化为一种现代力量，所以这种做法在法国国内也遭到了质疑，导致“以反对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名义，法国出现了针对农产品补贴、垃圾食品、‘文化例外’、朱佩计划和多边投资协定的宣言和”。法国的成功与失败对中华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承富有启示意义。如何在包容性地吸收西方价值观的情形下让自己的传统艺术显示出本色，如何以包容性的态度保护自己的艺术传统，让这种传统在不失特质的情形下在当代社会发扬光大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戏剧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种较为传统的艺术形态。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后期，美国的戏剧都很繁荣。但进入20世纪晚期以来，美国的戏剧出现衰微现象，尤其是在过度商业化的做法的干扰下，美国戏剧的影响力严重削弱，对其同盟英国的影响微乎其微，而对坚持自身文化立场的法国更是毫无影响。法国对于戏剧的捍卫与美国大不一样。“在法国，这个问题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因为我们拥有一个庞大的扶持舞台艺术的公共体系，很大一部分专业戏剧能够得到国家拨款。还因为我们实行国家认可的临时合同制度，演员们的处境虽不稳定，但却不如美国那样悲观。”法国用严密的扶持舞台艺术公共资助体系、国家法令和媒体监督机制有效地保护了具有传统精神的戏剧艺术。

  日本是比中国早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其传统艺术之所以能在现代化进程中得到较好的保存和传承，与日本政府对自己文化所采取的一系列战略措施有关。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引入了西方文化，在近20年的发展过程中，日本意识到全盘西化的不良后果，最终选择了“和魂洋才”的文化模式。1871年5月，日本太正宫颁布《古旧器物保存方》，该文件是日本第一次以政府令形式颁布的文化财保护案。此后的60年间相继颁布了《古坟发现呈报方》《人民私有地内古坟发现呈报方》《古社寺保存法》《遗失物法》《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保存法》《国宝保存法》《国立公园法》《重要美术品等保存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日本实施软实力战略，以对日本知识分子展开文化攻势，以好莱坞电影在日本成体系成规模播映等方式推广美国文化，造成日本文化的美国化现象，对日本文化造成威胁。例如，1951年4月16日，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向约翰·福斯特·杜勒斯递交了一份长达80页的《美日文化关系报告书》。在这份报告书中，洛克菲勒提出了信息与文化交流的计划案。该案所针对的群体首先是知识分子领导者，其次是包括农民和地方居民、工人、专员、妇女以及年轻人在内的涵盖范围广泛的群体。针对第二类群体，该报告书的对策就是“灵活运用能在短时期内影响人们的报纸、广播、电影等大众媒体进行‘信息交流’”。面对美国的文化攻势，日本政府不断调整自己的文化战略，实施一系列文化保护政策。早在1950年5月，日本政府就颁布《文化财保护法》。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文化遗产保护案。在此法颁布之前，日本文化遗产的保护只限于古寺庙和传统建筑（比如 1897 年颁布的《古社寺保存法》）、美术工艺品（比如1933年颁布的《重要美术品等保存法》）、名胜古迹及天然纪念物（比如1919年颁布的《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保存法》）等方面。《文化财保护法》在上述基础上拓展了保护范围，将无形文化财、地下文物一并列入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从法律上为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开了先河。该文件在 1954 至 2019 年间经过30余次修订，已涉及日本众多的传统文化与艺术。该法案有效地保护了日本的传统艺术，且使其有效融入日本当代社会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歌舞伎在保护的基础上进入市场领域，获得了良好的效果。而针对能乐，日本则注重师徒传授，国家给能乐特殊政策，让其师徒传授的体制得到较为充分的保障。能乐艺人在这种体制保障下得以生存，能乐艺术也在此保障体系的支撑下得以有效传承。在工艺美术政策方面，日本把继承与发展有机结合，大部分传统工艺被广泛用于建筑、环境、家具以及日常器用的设计与制作上，传统工艺的艺术理念有效延伸到设计领域，创造出大量富有日本民族文化优秀品质的设计产品，为当代日本设计业注入了活力和文化内涵。日本的影视业、游戏业也特别关注对日本传统艺术精髓的继承。所以，日本在继承好传统艺术的基础上，不仅将传统艺术的精神转化到设计领域，在影视业、游戏业领域也渗透较深，成就了在国际上广有影响的日本风艺术。

  新加坡公元3世纪开埠，1959年取得自治，1965年8月9日建国至今。到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已成为当时的“亚洲四小龙”之一。到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人民的生活水平虽已得到大幅度提高，但无法满足新加坡人精神生活上日益增长的需求。1988年，新加坡成立文化和艺术咨询理事会，旨在审视新加坡文化和艺术的发展状态，以实现把新加坡建设成一个充满文化活力的社会愿景。1991年，新加坡成立国家艺术理事会，成为保护、传承、发展新加坡文化艺术的支撑性机构。该理事会宗旨为“在新加坡支持艺术，通过培养卓越的创意和支持广泛的观众参与，我们多样化和独特的艺术激励我们的员工，连接社区和形象新加坡在国际上。我们保留我们丰富的文化传统，为未来培养有成就的艺术家和充满活力的公司。我们对艺术的支持是全面的，从赠款和伙伴关系到工业便利化和艺术住房。本局欢迎更多私人及公司对艺术的捐赠，使艺术成为每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19年10月，笔者赴新加坡考察，曾专程拜访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的高级经理洪子杰。据洪子杰介绍，他们做的2018—2022年的计划中有三个领域的工作：一是用传统艺术开启民智；二是通过传统艺术促进民族和谐；三是让传统艺术走出国门，树立新加坡的国际形象。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的职责是推动艺术发展，其中包括了新加坡三大民族的传统艺术的拓展。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通过政策支持、场地支持、资金支持，为新加坡各民族传统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帮助。华人的歌子戏、潮剧、京剧、越剧在新加坡均获得了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的资助，他们联合社区、学校传承戏曲艺术，在中国传统节日、传统庙会以及新加坡其他艺术节进行表演，出版学术著作、召开学术研讨会、举办戏剧大奖比赛，成效显著。

  针对中华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承问题，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推陈出新、百花齐放”开始，传统艺术家就一直致力于以“创新”为主调的艺术创作。这种做法催生了一大批优秀艺术作品的涌现。但由于过于强调创新，对于传统艺术的抢救、保护、传承重视不足，所以从整体上使传统艺术边缘化。尤其是“”十年，传统艺术及其生态环境几乎被扫荡殆尽，只剩下以8个样板戏为代表的“高大全、红光亮”式的艺术。

  “”结束后，传统艺术全面恢复，戏曲、曲艺、歌舞、书法、国画等艺术门类率先复兴，传统工艺美术也紧随其后，传统艺术一度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但这种局面持续时间很短，传统艺术尚未恢复到位，尚未有较多机会省视、调整和适应，全社会还未形成一种热爱传统艺术、利用传统艺术形式创作艺术的风气，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便开始了。

  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改革开放的潜在参照系是西方，是以美国为主的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为样板，这种参照系由生产模式渗透到消费模式、生活模式，进而渗透到国民的精神领域。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大量西方艺术形式和理论观点涌入中国，人们竞相生吞活剥地用西方艺术观看、理解问题，用西方艺术形式创作艺术、评价艺术，用西方的习惯消费艺术，用西方的方式打理生活，传统艺术再次被边缘化，甚至有学者认为“古典戏曲作为一种现实的艺术品种而面临的衰退结局肯定是无可挽回的了”。发出让昆曲“骄傲而静穆地死去吧”的声音，认为“现代社会从根本上而言，是一个排斥纯艺术的社会。不光是古典戏曲，包括纯文学、纯音乐或纯电影，一概感受到了曲高和寡的清寂。而畅销书、流行音乐以及娱乐片这样一些消费型艺术则主宰着现代社会的文娱需求”。这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后一些专家面对中国传统艺术的未来时的极端性观点，也是一种悲观性观点。虽则如此，但也反映出当时中华传统艺术在当代社会岌岌可危的局面。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随着文艺体制的改革，原先在公有制体制下生存的文艺团体被引入市场领域，导致不适应市场模式的传统艺术出现明显的式微甚至消逝现象。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期，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增强，这种局面才逐步有所扭转。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可溯至两个渊源：一个是1950年日本政府颁布的《文化财保护法》中涉及“无形文化财”的提法；另一个是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中关于“民间创作”（或“传统的民间文化”）的提法。这两个渊源影响了后来联合国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和公约的制定。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建立《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决议，且于次年审议通过《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条例》。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于2006年4月生效。中国政府于2004年8月加入该条约。2005年，国务院颁发《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通知》所指出的保护内容已涉及中华传统艺术的主要门类，比如表演艺术、造型艺术和与这两大类艺术密切相关的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通知》把传统艺术的保护与传统艺术的文化空间的保护连接在一起表述。《通知》同时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坚持保护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坚持依法和科学保护，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统筹规划、分类指导、突出重点、分步实施”。《通知》所显示的理念是一种让传统艺术与其生存环境“共生”的理念，是把保护、抢救、利用、传承发展有机结合的一种理念。《通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非遗保护文件，这部文件开启了中华传统艺术系统保护传承的航程。2011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标志着中国政府开始以法律形式全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随着非遗保护的展开，理论界和实践界都付出了卓绝的努力。在10多年的保护历程中，理论界的认识一方面是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及中国政府《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的理解，另一方面在探索中国非遗保护的实践路径。尤其在后者，出现了大量科研成果和实践成果。

  2001年5月18日，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个举动一方面增强了理论界和创作界对传统艺术的信心，引发了理论界和创作界开始探索非物质文化保护的思路和办法。针对昆曲的保护和传承，一种观点认为应“原汁原味”地保护昆曲，另一种观点认为昆曲是发展中的产物，应以发展的观点看待昆曲的保护与传承。前者强调了昆曲的本真性，立足于保护与传承为主，但易使昆曲被当作一种凝固的事物，不利于昆曲的前行；后者虽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昆曲，但易使昆曲失去传统技艺的精髓，不利于昆曲性格的延续。

  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深入，现代传媒与交通、通信业的兴起，中国社会传统与现代并置、新的行业领域迅猛增加，现代艺术乃至时尚艺术开始注意从传统艺术中寻找灵感，或将传统艺术的元素用于现代艺术，相当一部分非遗被用于旅游开发，所以非遗逐渐被当作一种文化资源看待，并得到中国各级政府的重视。而在重视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的过程中，针对非遗的活态保护、生产性保护的浪潮开始兴起。“活态性”“生产性保护”理念从2009年开始得到理论界的关注。2009年在北京举行的非遗论坛上，专家们形成共识，主张将非遗的生产性保护界定为通过生产、流通、销售等方式，将非遗及其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和产品，产生经济效益，并促进相关产业发展，使非遗在生产实践中得到积极保护，实现非遗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这种观点后来逐渐被人们认可。2011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精神，原文化部开展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建设工作。2012年，包括北京景泰蓝制作技艺、河北衡水内画、山西老陈醋酿制技艺等涉及41个项目的企业或单位，39项国家级名录项目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非遗保护逐渐由对非遗自身的保护扩展到生产、旅游、文化产业等行业，其中有不少有价值的尝试。

  以对非遗传承发展的分歧态度为代表，“重保护还是重发展”的观念在其他传统艺术领域也引发了争鸣，从而使针对非遗的保护与传承问题扩展到几乎所有的传统艺术领域，进而引发全社会对传统艺术的关注。

  针对中华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承问题，无论是立足于保护的观点，还是立足于发展的观点，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限于文化艺术领域，而其他领域并不关心，或关心不足。截至2014年，中国政府分四批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共1372项，3145个子项。2020年12月，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公示，共有337项推荐项目入选。除传统医药和部分技艺外，绝大多数都是传统艺术。而就这数量庞大的非遗项目而言，在当代的传承发展状况也十分不平衡。有的地区经济实力较强，但未能妥善处理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承问题，甚至出现以传统的名义从事缺失传统艺术精神的非理性创新、开发与利用；有的地区经济实力较为薄弱，有着支撑传统艺术生存的优秀传统，但未有实力让传统艺术发扬光大，尤其是在当代转化方面有心无力。这是中华传统艺术在当代社会的两大问题。

  传统艺术是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生长起来的艺术。数千年来，传统艺术涌现出无数杰出的艺术家和优秀的艺术作品。进入现代社会，我们一度忽视甚至蔑视传统艺术，导致传统艺术在社会主流话语系统中被边缘化甚至被当作“落后守旧”的代名词。而当我们开始意识到传统艺术的价值，试图在保护和传承好传统艺术并让其为当代社会发展服务时，却发现这种努力是如此艰辛。当我们仅仅从文化艺术领域自身进行努力，也创作出优秀的艺术作品时，却发现缺少受众的支持。许多精湛的传统艺术被长期束之高阁，主要是因为找不到观众；当我们试图让传统艺术从文化艺术领域延伸到其他领域时，却发现其他领域对传统艺术的认识如此缺乏、态度如此淡漠。这些现象都暴露出传统艺术在当代传承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突出特征是传统艺术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生态欠佳，仅仅依靠单一的力量来传承传统艺术是力不从心的，仅仅依靠局部突围也是难以做到的。有专家认为：“中国艺术史，不应该只是对形式变异的叙述。如果将某种艺术形式视为一种‘生态’，则考察环境（社会的、自然的、心理的、文化积淀的等）与形式间的关系，将是十分诱惑人的指向。······传统的世界将整个宇宙看成一个完整的可以相互感应的生命，这本身便排斥了存在是互不相关的形而下见解。在整体联系中去思考联系在整体中的细节或局部的生态及彼此间的关系。艺术形式的整个演变过程反映了价值的调整，新形式不过是新的价值观念的物化形式。所谓‘吐故纳新’、所谓‘推陈出新’，在根本性质上是价值观念的代谢。”这种见解是有一定道理的，传统艺术是处在与社会的整体联系当中的，是在社会转型和进化中自然而然地新陈代谢的。如果忽略这种整体联系、忽略自然而然的新陈代谢，就会人为地改变，从而会削弱传统艺术的适应性。所以，我们必须从生态理念出发，在当代社会为传统艺术创设与其他领域共生的机制，让传统艺术融入当代社会生活。

  传统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关键在于艺术领域的努力，但最关键的还是要依靠全社会的努力。也就是说，要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氛围，让传统艺术在与其他领域“共生”的机制中得到有效的传承与发展。

  第一，国家兴旺，文化自信可顺势建立。“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而中华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承则是体现坚持文化自信的重要方面。

  第二，国家重视，传统艺术传承将有强大支撑。2017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对于传承中华文脉、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养、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扬弃继承、转化创新，不复古泥古，不简单否定，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不断补充、拓展、完善，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意见》确立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明确目标：“到2025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研究阐发、教育普及、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播交流等方面协同推进并取得重要成果，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显著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更为坚实，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这是一部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问题最为全面、最为系统的文件。《意见》旨在全方位地保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实施，也为中华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承创造了机遇、指明了方向。

  第三，在40余年的中西艺术交流过程中，中华传统艺术的优势逐步显现。尤其近10余年以来，中华传统艺术的国际交流日益频繁，传统戏曲、传统音乐、传统美术、传统工艺不断走出国门，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比如，自1988年9月27日贝宁中国文化中心成立，到2019年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已有37个。该中心已成为中国艺术海外传播的重要窗口。再如，原文化部牵头策划的“欢乐春节”活动从2010到2021年已经成功举办了12届。该活动把中国民俗活动与艺术的表演、展示有机结合，成为扩大中国文化艺术影响力的品牌活动。

  第四，全球化时代，艺术需要多元。中华传统艺术是在5000年的中华文明进程中创造出来的，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中华传统艺术有必要重整士气，以优秀的作品、优秀的机制为世界文化的多元局面做出贡献。

  第五，以非遗研究为代表的学术研究蔚然成风。该领域的学术成果众多、研究中华传统艺术的学者众多，中华传统艺术传承体系的建构有了较好的实践积累、知识积累、学术支撑。

  第六，中国国民的深层文化需求开始产生。近10余年来，人们已逐步从走进电影院、娱乐场所消费艺术转变到走进博物馆、展览馆、剧场、图书馆等场地。这表明，中国民众已意识到快餐文化不能满足深层次的文化需求，意识到传统艺术、经典艺术对满足文化需求、增强文化修养的重要性。

  中华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承问题是一个全面性、整体性、系统性的问题。近20年来，我们无论从理论领域的探讨，还是从实践领域的探索，都为从整体上系统回答中华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承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由于多数传承问题都主要局限于文化艺术领域，未有机会从整体上系统解决好中华传统艺术传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需要以文化生态理念为指引，构建传统艺术与中国社会的共生机制，试图为中华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承寻找一个全面性、整体性、系统性的答案。

  中华传统艺术从来就不是孤立地发展的。在传统农耕社会，艺术是由政治、文化、教育、民俗、商业等五大领域支撑的精神形态，是由礼乐为统领，宫廷艺术、文人艺术、民间艺术三大系统并行的艺术形态，包含了表演艺术、造型艺术两大门类的艺术形式。进入现代社会，由于社会分工的深化，传统艺术与其他社会形态之间的联系被割断，传统艺术由多种社会形态支撑的生态局面受到威胁，尤其是以西方思想为核心的现代思潮的兴起，使传统艺术从话语系统到实践系统都走向边缘，局限在十分狭小的范围当中。

  在国力渐强、国家经济实力显著提升、社会需要全面发展的时代，生态文明被国家提到了议事日程，为我们思考中华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承创造了良好的机遇。

  回答中华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承问题，主要是要解决好文化自信问题，要深入发掘并让全社会充分认识和重视中华传统艺术的当代价值，要落实到如何在抢救、保护和传承好中华传统艺术的基础上，让中华传统艺术融入国民生活体系，让中华传统艺术有效进入当代艺术创作领域，为提升国民文化素养服务、为当代艺术繁荣服务、为在全球范围内塑造中华传统艺术的价值体系和独立形象服务。

  目前，传统艺术的生态环境主要依靠政府文化部门、文化型社会团体和文化企事业单位来支撑。个体的社会成员当中，除了从事传统艺术创作的艺术家、收藏家、管理者，大多数国民并未充分关心传统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也未充分意识到传统艺术对自身建构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中华传统艺术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尚未得到国民的高度重视和普遍认可。这说明，中华传统艺术的生态环境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建构还有较大空间。

  要强化生态理念，就要意识到传统艺术并未停留于艺术自身，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都有十分密切的关联性。要让生态理念落实到中华传统艺术当代传承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活动中，就需要强化这种关联性。而强化这种关联性的关键，就是要建构传统艺术与当代社会各个领域的共生机制。

  共生理论源自生物学领域，其概念最早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Anton de Bary，1879）提出。他认为，很多现象都可以被理解成共生，比如寄生、腐生、共存等。1884年，德贝里又进一步论述了共生、寄生、腐生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生物间的多样共存方式，并分析了共生和非共生的区别、寄生与共生的区别等，从而使人们对共生的理解更加清晰。1970年，美国生物学家马格里斯提出“细胞共生学”，“共生学说”由此更加盛极一时。20世纪中期以来，共生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但迄今为止，共生理论尚未应用于中华传统艺术的传承领域。

  共生理论强调一事物与他事物在发生关联时所产生的相互依存和支撑作用。当一事物孤立发展时，难以得到其他事物的支持。而当把一事物的发展与其他事物关联起来，让其产生互相支撑时，便会让相互关联的事物产生连带效应。中华传统艺术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生长起来的，与传统社会的政治形式、经济形式、社会形式都有密切关系。所以，在传统社会，艺术家往往同时或是官员，或是商人，或是农民。这是因为官员、商人或农民，在为官、经商或农耕之余，以艺术的方式表情达意、为自己创造财富，通过艺术感知自然、感知社会，让艺术与自己的生活融为一体。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古代中国，艺术与政治、经济、教育、民俗、社会交往都有密切关系。在古代中国，国家治理是在礼乐为主调的儒家政治思想指导下，把艺术与社会融为一个整体而进行的。在传统社会，艺术作为人的基本素养，与人的成长和全面发展关系密切。而进入现代社会，由于社会分工的加速，专职官员、专职商人、专职工人或农民很难同时成为优秀的艺术家。而艺术家倘与其他行业的人士无密切交往，对社会生活没有仔细的观察和深入体验，也很难创作出优秀的艺术作品来。当代中国的传统艺术之所以出现式微现象，与艺术行业同其他行业的割裂有关，也与其他行业不关心艺术导致艺术行业孤立发展有关。时代发展到今天，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现代传媒、通讯和交通的进步已为人们创设了相互关联的基础，行业之间的关联性也愈加明显，我们应有意识地利用这种基础，建立传统艺术与当代社会的共生机制，让传统艺术在与当代社会建立关联、互相支撑的过程中得以传承和发展。

  当我们用共生理论思考中华传统艺术在当代社会的传承问题时，主要是考虑中华传统艺术与当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俗等领域之间的共生关系。

  当政治缺少艺术的支撑时便会滑向空洞。所以，政治与艺术的共生就要求将艺术的传承发展纳入国家战略，纳入国家治理的整体思路。当艺术脱离政治而生存时，艺术便会流于形式，缺乏对民生的关注，缺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关注，缺乏对人的发展的关注，艺术就会因空洞的形式而死亡。当文化缺少艺术的支撑时，文化就会流于干涸的理念、空洞的说教，从而使文化不能有效地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当艺术缺乏文化内容时，也会使其表现形式固化，从而因丰富性的丧失而成为僵尸。民俗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与艺术之间的共生现象由来已久，艺术是民俗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民俗的重要内容；民俗为艺术提供重要载体，从时空环境的营造到资金的筹措再到传播路径的开辟，民俗都成为艺术的重要依靠。中华传统艺术与民俗的联系至今也未被彻底割断，仍在重要节日、百姓婚丧嫁娶等场合发挥作用。经济与艺术之间的联系也是天然的，经济领域的产品、经营模式倘若缺少艺术的注入，经济便会因人文内涵的缺失而丧失生机。艺术如果忽略经济，也会因缺少市场意识而被社会所抛弃。艺术是教育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是国民教育体系，还是民间教育体系，艺术都为教育提供了关键内容。传统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感知世界的方式，为提升国民的感性素养提供了营养。相反，教育也会为艺术的传承提供智力支撑和人才支撑，艺术缺乏教育的支撑，将会脉络难续、后继乏人。科技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科技与艺术的有机结合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已形成风气，众多的科技工具和传播媒介都渗透到传统艺术当中，出现了许多让传统艺术活起来的成功案例。近30年来，中国科技的发展也促使一些科技力量关注到传统艺术。科技借助现代媒介手段渗透传统艺术的创作、教育、传播与营销领域，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果。传统艺术必须高度重视科技的作用，主动思考与现代科技的结合，从而为自身的当代传承找到路径。

  鉴于上述原因，中华传统艺术当代传承的研究需要坚持抢救、保护、创新、应用的基本原则，以生态理念为统领，构建传统艺术与中国社会的共生机制，让传统艺术融入当代社会生活。这种做法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学术价值：在生态理念的统领下，围绕中华传统艺术当代传承问题进行探讨，有利于深化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传承理论的建设。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传承是一个时代的难题。许多学者都在这方面做过尝试，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问题，需要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努力，需要从不同角度进行尝试。

  从整体上来看，中华传统艺术当代传承的问题应从理论体系、战略体系、制度体系、组织体系、实践体系五大方面进行探讨。在理论体系方面，应当挖掘传统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当代价值，探讨传统艺术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社会领域共生机制建构的可能性，探索中华传统艺术融入当代生活的教育路径、保护路径、产业路径、传播路径和消费路径。在战略体系方面，应当思考各种战略的生成背景，战略的统领特征、智慧特征、适用特征与实施效果。在制度体系方面，应当思考在战略指引下制度的生成情况、制度的严密程度及实施效果。在组织体系方面，应当思考艺术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艺术组织的特征、功能和作用。在实践体系方面，必须从传承实例出发，思考当下中华传统艺术当代传承面临的挑战、存在的问题和成功的经验，探索在传承过程中的共性和个性问题。这种做法是将中华传统艺术当代传承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让中华传统艺术在与社会其他领域的对话中建立联系、产生价值、发挥作用，从而在此过程中思考中华传统艺术在当代社会传承的知识体系和实践体系，比以往孤立地思考传统艺术的当代价值、缺乏关联地建构传统艺术传承的知识体系和实践体系更加丰富、更加得力，也更加务实。

  第二，应用价值：中华传统艺术当代传承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需要在生态理论的指导下，构建中华传统艺术与当代社会的共生机制，从整体上系统思考中华传统艺术融入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体系的路径，让中华传统艺术当代传承体现出显著的务实精神。传统艺术是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国民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在传统艺术当代传承问题上的研究富有成效，将会为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当代传承问题的解决提供有力的借鉴，也会让中华文化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中做出贡献，为国家当代文化建设做出贡献，为丰富国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做出贡献。

  第三，社会价值：中华传统艺术当代传承需要着眼于国家、着眼于全球、着眼于未来、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来思考。从国家立场出发，为让中华传统艺术融入国家文化发展战略，进而融入国家文化发展体系、融入国民日常生活体系找到路径，让国民在日常生活中把创造艺术、享用艺术、关心艺术作为一种习惯。“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针对中华传统艺术当代传承问题的研究也是一样，我们需要从全球立场出发，为让中华传统艺术成为屹立于世界优秀传统艺术之林，成为全球多样性优秀文化的一种，成为被国际认可的优秀艺术找到依据，也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找到依据。中华传统艺术是数千年积累出来的艺术形式，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富有独立价值。这种价值需要在当代被充分发掘、大力传播与广泛应用，从而为增强国民的文化自信做出贡献，为增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做出贡献，也为世界文化发展做出贡献。从未来立场出发，着力思考中华传统艺术在未来社会的地位、生存和发展问题，为给中华传统艺术在未来的延续和发展找到依据。